“摸心礼”争论背后的民族文化焦虑

近日，网上流传一个帖子，称中国运动员不该在升旗仪式上行“摸心礼””（注：这是该市民给它起的名，即将右手掌放在左前胸，表示“祖国在我心中”），模仿美国人行“摸心礼”有损于国家和民族尊严的。 并真切希望将来站在北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中国运动健儿，当国旗升起，国歌奏响时，“个个都能挺起胸膛，气宇轩昂地向全世界展示你们的风采。”有网友反驳称这是小题大作。（8月5日《信息时报》）

奥运会的领奖台，是至高的荣耀之巅，是奥林匹克精神终极体现的一个单元。而升国旗、唱国歌则将至高的奥林匹克精神与“狭隘”的民族主义情愫完美结合、水乳交融，并因此而将这个仪式赋予了太多的内涵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会关注这样一个看似“小题大做”的命题和追问：升国旗时，我们该以怎样的一个仪态，来展现我们的激情与兴奋，升国旗时，我们的手到底该放哪儿，才是最合适最妥当的？

虽然“《国旗法》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：举行升旗仪式时，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，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，并可以奏唱国歌。”但是这显然是一个“语焉不详”的法律条文，并且有着相当大任由国民“自由发挥”的空间。而事实上，在历届的奥运会领奖台上，我国运动员的的姿势也都是姿态不一，比如有的是一手拿鲜花，一手拿金牌；有的是双手在胸合握鲜花；有的就是如网友所争论的行所谓的“摸心礼”。事实上，如果不是这次中国运动员该不该在升旗仪式上行“摸心礼”的公共辩论，其实这一礼节已经为很多人所接受。

中国运动员不该在升旗仪式上行“摸心礼”？显然，这是一个在《国旗法》中找不到法理依据，在辩论中也是一个“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”的论题。“东施效颦”总觉别扭的民族主义情愫，固然“发乎情”，但是“握手也是国外传来的，是不是也得禁用？”的反问，却也“止乎礼”。显然，纠缠于这样一个你是我非的争论中，永远不会有一个终极的答案。

笔者在这场“摸心礼”的公共辩论中分明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民族文化的焦虑感。礼法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血脉，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。正如有网友所说，评价一种文化的生命力，首先就是看他的影响力，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较量，往往都是从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开始。假设有外国人来模仿我们中国的礼节、习惯，那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很自豪，因为这说到底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命力。而对“摸心礼”的排斥发反转镜像，不正是对于民族文化不彰的一种担忧和焦虑吗？因此，这场公共辩论其实在本质上是如塞缪尔.亨廷顿语境下的一场“文明的冲突”，是中西两种文化竞争力失衡下的一种“过敏”，其所反映出的，是西方文化的依旧强劲，以及民族文化在这场“文明的冲突”与较量中的式微与疲软。

其实，我们在民族文化上的焦虑与彷徨，并不仅仅只是表现在“升国旗时，我们的手到底该放哪儿”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。比如，近年来，传统节日的式微以及各种“洋节”的红火，就如同今年8月7号七夕节----中国的情人节，肯定“火不过”每年的2月14日“情人节”这个现象一样，民族文化的焦虑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如果民族文化不彰，民族文化焦虑的心病不彻底祛除，那么“升国旗时，我们的手到底该放哪儿”以及与此类似的问题，就永远不会有多数人认可的结论。而要消解这种缠绕在国人心头的民族文化焦虑感，一方面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推进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建构，另一方面，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接纳外来先进文化，也是应有之义。